可信计算产品联合认证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新华财经北京1月5日电

　　可信计算产品联合认证工作近日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关村可信计算产业联盟和公安部第三研究所5日在京共同主办首批可信计算认证产品发布会，14款可信计算产品检测顺利通过专家评审并获颁证书。

　　可信计算产品联合认证是落实安全可信相关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进一步推进、推广安全可信产品的一项重要举措。为落实《网络安全法》和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国家等级保护2.0制度要求，规范引导可信计算产品的健康发展和构建可持续的可信计算生态，加快推广安全可信的网络产品和服务的落地，中关村可信计算产业联盟和公安部第三研究所于2021年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一年多来，双方联合开展可信计算产品的检测和认证工作，共同制定可信计算产品认证实施的规则，对于满足可信计算产品认证实施规则要求的，双方联合颁发可信计算产品的认证证书。

　　沈昌祥院士在发布会上表示，推广安全可信产品和服务是国家战略，是贯彻落实《网络安全法》《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等要求的重要举措。安全可信技术能够确保设备在工作的同时，内含的安全部件进行动态的、并行的、实时的、全方位的安全检测，确保计算过程及资源不被破坏和篡改，正确完成计算任务。

　　中关村可信计算产业联盟秘书长王振宇介绍，首批过测的可信计算产品来自中科可控等14家业内知名企业的7款可信服务器和7款可信网络安全产品。联合检测认证工作的开展，对于建设基础软硬件厂商和网络安全厂商深度融合的新型网络安全产业生态、推动网络安全产品和服务产业体系的快速构成、筑牢我国网络安全屏障将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中关村可信计算产业联盟特聘专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左晓栋在会上正式发布了由北京工业大学等4家单位牵头的中关村可信计算产业联盟的4项团体标准。

　　下一步，中关村可信计算产业联盟和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将密切配合，加强可信计算产品认证的宣贯，并将逐步扩大可信计算产品认证范围，将办公设备、工控设备等产品逐渐纳入认证范围，不断完善可信计算产品检测认证体系。在应用侧，积极推进可信计算产品在重要信息系统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中的应用，构建“安全可信”网络空间安全防护体系，提高信息系统网络安全主动免疫能力。（新华财经记者 张文娟）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